《檞寄生》
作者：蔡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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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正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样，如果你问我：这篇十二万字的《檞寄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然后回答你：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
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然后坐在计算机前，自言自语。
这种写作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
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我还是不知道。
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便写了《爱尔兰咖啡》一样，对于《檞寄生》最原始的写作欲望，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偶然看到檞寄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檞寄生。
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檞寄生》。
那阵子，白天写写程序，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动笔写。
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
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增添何种变量。
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
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那都是我的本分。
我总觉得要把份内的事做好，才能考虑其他。
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
所谓的"过去"，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
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从台北到台南。
于是《檞寄生》的时间背景，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
我已经无法记得，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
我也记不得，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像逃难似的，跳上火车。
我只记得，我想了很多很多。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没有想过，当初这段际遇，会成为《檞寄生》的开头。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
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
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不必化为文字。
如果真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那么我很想知道，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只知道，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想起国二的事。
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姓刘。
"同学们，这堂是作文课，你们开始作文吧。"她说完后，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开始看书。
"老师，作文题目是什么？"
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
"你们写自己的文章……"老师笑了笑，"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那老师……"那位同学又继续问，"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抒情文？"刘老师放下，站起身："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你们到台北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老师又笑了笑："你想，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呢？""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过了十几年，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意义。
老师，谢谢妳。
如果你最后问我：
《檞寄生》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
我会先退开三步(因为我怕你会打我)，
然后告诉你：我不知道。
就像一个疲惫的人，下了班，淋到雨，打开家门时，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
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那场雨、那碗面、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
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一】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出租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
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
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乐。"
"喔？……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
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
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爱因斯坦说的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
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
"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
"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
"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
"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
"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一下湿透的头发："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
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
"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
"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
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会吗？还好吧。"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
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
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
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
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是疯狂吧，我想。
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仍然是找死。""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那还是叫找死！"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