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走路去学校，因为当时的一辆自行车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他们不需要手表，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太阳的高度判断时间，并通过挨打而强化对时间的观念。
我们那时都坚信，军队是最好的，能成为军人是莫大的光荣，作为英雄而战死，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死，都是最大的荣耀。我们喜欢一切有关于军队的东西，红旗、铜号、臂章、军帽。我们相信秩序和纪律，校门口的黑板上任何白色的布告，都是神秘的禁忌。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那里走过，并因为道德上的自省而低下我们的头。
我们开始相信，这世界上存在一种神秘的必然，所有的行为都将指向必然的终点。我们在春游的日子里，站在阳光明媚、树木葱茏的山巅，必然高呼的是“伟大啊!祖国”；我们在学习雷锋的日子里，肯定会发现多于平常数十倍的好人好事在等待着我们去做，而我们在那天必须如此回答“我叫红领巾，我家住在中国”。我们的任何错误都必须以写检讨来解决。我第一次学会了关于迟到的黑色幽默：除非有特殊情况，不得迟到；而迟到不得归结为任何客观原因。
我们如同小狗一样在这世界里小心翼翼地到处试探，在一次又一次的教训里，我们已经习惯了成人世界的那一套东西，成为生存法则的东西，被大人们称为世界观和辩证法的观点。
然而一切在一个早晨全都变了。我们的德育课里再也不讲关于诚实的话题了。我的辍学回家的小学同学当了倒爷，全国开始表扬一种叫“万元户”的神秘人物。牛仔裤和录音机上市了，以前电影里流氓集会的专业舞蹈“迪斯科”居然可以在广场上跳了。我们疲惫地将教科书画得支离破碎，因为很多东西要改了。
开始有人叫嚣“读书无用”!新发明的单词是“脑体倒挂”。新东西大量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高年级的同学已经是满嘴的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诗歌在一夜之间重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许多人为那些久违了的美好的东西而激动。人们对舒婷、北岛、海子的名字在记录他们的历史，或者被《阳光灿烂的日子》继续照耀着；1980s们是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所有的媒体上创造着他们的历史。1970s们却是无声无息地走着，仿佛世界上并不曾真正存在过这么一批人。
如果你出生在1970年，你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了。如果你出生在1979年，你也已经是个成人了。30多岁的你，在似水的流年里，过得好吗?二十多岁的你，对即将面对的社会准备好了吗?
我时时会想起我的同龄人，想像他们安静地在街上走过。街道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脚印留下，甚至是一点点的足音。开始下雨。
大学的我
今年5月20日，是母校的百年生辰。我没有回南京，那一天就在家里过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居然已经记不得那天做了些什么。人过27，记忆力就起了奇妙的变化：昨天的人早已经忘记，明天的事全在计划上，而这计划表前天就已丢失，剩下的是对于过去逐渐清晰起来的回忆，经常在莫名其妙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过去的某个片段，纯平丽音，纤毫必现。
就因为这缘故，你可能在昆明的街头发现我：和菜头，27岁，胖子，身上勉强包着一件
西装，手提公事包。这样的人你一天能在街上看见成千上万个，但是只在那么一瞬间他会有些不同——他的目光突然定住，黑色的眼眸中有彩色的光影流过。那些奇异的光彩像烟火一样绽放在黑色的夜空，如果你处于一个恰当的角度，应该可以感到有一层几不可见的波纹从他的眼睛周围荡漾开去。恍惚之间，一切停顿，在他臃肿的形体下，似乎有一只凶悍狂暴的猛兽正欲破体而出，大声咆哮，极速向大地和天空交界处飞奔而去。
烟火在黑夜的夜幕中落下，仿佛消失在了极遥远的天之尽头。那突如其来的神采也不过瞬间即逝，街上又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车声人声沸沸扬扬，我重新又跌进无始无终的时间急流，消失在城市的暧昧怀抱中，如雨点落入河流，再也无迹可寻。如果你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可以听见在遥远的某个地方有击键的声音。可能你永远也不能知道，是否有人刚刚打下一条系统日志：数据调用错误。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一个叫南京的地方，一个叫和菜头的人是否真的在那里生活过四年。我极尽一切可能调用存储过的数据，看看有什么地方有被修改擦写的痕迹，有什么地方可以作为我在那儿存在过的证据。
我想我看过些书，仔细想起来却非常模糊。在图书馆里我打过一年工，换取一日借阅八册图书的特惠。但是这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些书我一本都想不起来，只记得蚊帐上被蜡烛烧了很多大洞，为了防止蚊子飞进来，用了很多个夹子。点蜡烛是为了看书，为什么我只记得蜡烛，却记不得我看了些什么了呢?我还能记得我打工的所在是图书馆的八号库。即使是在夏天，我推着平板车走进去，都会感觉到阵阵寒意。十万本书静静立在长长的书架上从天而降，让人感觉像是突然走进了满是墓碑的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