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天晚上，在我们的日记本上，关于“熊猎”，鑫涛写了这样一段：
“今天北京的天气，烈日高照，炎热不堪，动物园又挤又旧，实在没有多大游兴。更不可思议的——动物园的国宝熊猫——一只在午睡，怎样也叫不醒。另一只在散步，两只都有共同特征：十分脏。散步的那只熊猫，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当我好不容易对准焦距拍照时，它却用屁股对着我——
原来是当从出恭也！”这就是我们看“熊猫”的经过。
那天回旅馆时，史蜀君拍着我的肩，热烈地说：
“下次你来上海，我再陪你去看熊猫，我们上海的熊猫不脏！很好看！”我笑了。事实上，不管熊猫脏不脏，不管它正在办“大事”“小事”，它仍然是难得一见的熊猫。只是，对我而言，“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不过如此”的俗语，却在熊猫身上兑现了。
剪不断的乡愁10/42
九、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卢马
我在北京住了十二天。这十二天里，我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到过好多好多的名胜古迹，吃了好多好多餐饭，见过好多好多亲人，其他，还发生了好多好多事，几乎写不胜写，说不胜说。直到如今，我还惊异着，我怎么可能在十二天里，做了那么多的事？记得出发到北京前，有位作家说我会得“营养不良症”。事实上，我自从到北京，就每日大宴小宴，从没停止。吃得我撑着，到后来，不敢磅体重，只觉得衣衫渐紧。北京的一流餐厅，都很干净，服务也十分周到，并不像外传的那样“阴阳怪气”。初霞曾对我说：
“你绝不能以你的经验，来涵盖大陆的一切，因为，你被大家照顾得太好了！过了时间就吃不着饭的事，确实有的！”
我相信也是如此。但，“过了时间”又何必一定要强人所难，要人给你饭吃呢？我总觉得，人在旅途中，入境随俗是件很重要的事。话说回头，我在北京，每餐都吃得非常考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刘平和沈宝安，请我去北海的仿膳斋，所吃的那一餐。仿膳斋在北海边上，原是慈禧太后的行宫，如今改成餐厅，据说由御厨传下来的师傅掌厨，供应当年慈禧太后的“御宴”。刘平订的那一间房间，当初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小戏厅，整个房间，金碧辉煌，从墙壁，到柱子，到横梁，到屋：
“我们在北京弄一幢四合院如何？”“说得不错，”我说：“别忘了，我一年只能回来探一次亲，有个四合院，也没办法住呀！”
“这个你完全不用操心，”杨洁慌忙接口：“你瞧，你的朋友这么多，你不住，我们帮你住！”
“是呀是呀！”初霞兴致勃勃，说的像真的一样：“我们一定在四合院里，为你保留一间房间。你下次探亲时，就不必住旅馆了。至于我和承赉，没有什么限制，我们可以一年来好几趟，帮你看房子！”“当然，”承赉也接口：“房子里必须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需要改装！”“这没问题。”韩美林说：“改装，室内设计，全包在我身上，连室内的陈设，也都是我的事！”
“完了！”朱娅笑得灿烂：“给他一装修，你们必须有心理准备，他那些瓶瓶罐罐，陶器，铜铸，大雕塑品……全到四合院里去了！”“哇呀！”初霞大叫：“那我们的四合院，岂不成了陶艺馆？”
“成陶艺馆没关系，”承赉说：“一定要有两间大厅给我们唱戏！”他越说越高兴：“我们正缺地方票戏呢！”
“可以唱戏吗？”杨洁这个大戏迷，一听说唱戏，兴致全来了。“我们赶快去找四合院！北京的‘小梧桐’里，全是四合院。赶明儿我们就去‘小梧桐”里钻一钻！”杨洁说着说着，忍不住就摆开架势，唱了两句，好像脚下踩的，就是四合院的大厅一般。就这样，“四合院”成我们这一大群朋友的话题了。无巧不巧，几天后，李世济请我们去一个地方听大家清唱，是他们京戏界聚会的所在。我们一走进去，就是幢深宅大院的建筑——标准的四合院！杨洁碰碰我的肩，悄声说：
“不错吧？可惜，这是马连良的旧居，现在，拨给京戏界，用来聚会研究的地方！”我笑了，心想，谁有这么大的野心，来弄一幢马连良的旧居？不过，那天，我在这幢四合院里，却享受到一生都没享受到的耳福。我听到了李世济的清唱！
自从来北京，我就逐渐进入情况，李世济，绝对是个人物！但是，没有听到她唱，还是不能了解，为何我所接触到的人，个个对李世济如此倾倒！我们去的那天，国画大师李可染和李师母带着儿子孙女一起来，李小可拿着录影机，兴冲冲给大家录影。座上佳宾云集，一交换名片，全是艺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天，李世济知道我不懂戏，特别把她的唱词，全写下来给我，再唱。她唱了一段“文姬归汉”，又唱了一段“抗婚”“哭坟”。我这才领悟到李世济的魅力，她不但有金玉之声，而且唱得非常入戏。声音里的感情已十分丰富，她的表情更抓住了每个听众的视线，一曲“文姬归汉”，她唱得眼泪汪汪。唐在灯为她操琴，两人间配合得天衣无缝。当她唱完，全场掌声雷动。连我这个不懂戏的人，也被她深深感动了。
那天，很多人都接着表演，散会时已是黄昏，李世济送我到大门口，忽然对我说：
“四合院的事，大家都会帮你留意！”
哎呀！怎么人人都知道了？完全像真的一样呢！
作家出版社的亚芳也知道了，她热心地说：“我们出版了你这么多书，不知道怎么付版税，或者，我们帮你物色一幢四合院吧！”
亚芳，在我到北京的第一天，她就和作家出版社的另外两位编辑在楼下等我，当我看房间，订房间时，他们殷切切地守在旁边，一直对旅馆经理说：
“给她最好的房间，然后我们再来结帐！”
为什么？我当时根本弄不清楚他们的身分和目的，立刻，我就拒绝了。亚芳是个诚诚恳恳的中年女士，并不很善于言词。看我很困惑的样子，她递上了名片。可是，我仍然很迷糊。因为，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我的小说，已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得十分热络。
后来，亚芳经常来看我，我们谈着谈着，也就谈熟了。但，在北京，我每天都要见许许多多的人，也和许许多多的人合影留念，有些人，我见过许多次都记不住名字。亚芳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有天，她拿了一叠他们帮我照的照片给我。给到最后一张，是我和亚芳两个人的合照，她忽然把这张照片往自己皮包里一塞，呐呐地说：
“这张不给你了！”“为什么？”我问她。“你有底片，可以再洗呀！”
她抬起眼睛，有些忧伤地看了我一眼。
“因为……”她坦白地说：“我猜你根本不记得我是谁。这张照片对我有意义，对你，大概没什么意义吧！”
她那忧伤的语气，使我顿时一怔。难道，我在这些日子里，曾经忽略过她吗？我注视她，清清楚楚地告诉她：
“你是亚芳，我怎么会不记得你？我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就在照顾我呀！”亚芳眼睛一亮，脸就红了。她迅速抽出那张照片交给我，同时，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至今，她那笑容还常浮现在我眼前。无独有偶，要帮我物色“四合院”的，除了作家出版社外，还有工人出版社。大家言之凿凿，事实上，直到我们离开大陆，“四合院”仍然只是我们这一大伙人的“梦”。
我在北京十二天，绝大多数的日子都很快乐。知道我的小说，在大陆每本销售量都高达七八十万册，对我来说，简直是个“震撼”。我的欢乐实在涵盖了版权问题。我想，“读者”是每个“作者”最大的安慰，那种安慰，使我对出版权问题，版税问题，都变得“淡然处之”了。但是，当有一天，有位读者拿了一本我的假书来，那本书名叫“喷泉”，冒我的名而出版，我当时就情绪低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