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宇宙探讨方面的这场方式独特的革命，像
17世纪的数学革命一样，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与卡尼的第二次革命不同，这第三
次科学革命并不包括专业机构的革新。而且，在他的介绍中也不包含伟大的达尔文革命，
他的介绍只限于物理学领域。不过，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亦即，到了
“2o世纪中叶”，史学家不再认为，“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成果”“能构成一
场独特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学革命。”
在埃弗雷特·门德尔松论述“19世纪科学的来龙去脉”的一篇文章中（琼斯1966），
也有对第二次科学革命的陈述。在这部分陈述中，门德尔松强调了“19世纪科学的社会
结构中”的变化，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新的杂志、新的科学协会和这样两种组织的发展上：
一种是基础广泛的科学组织如不列颠协会，另一种是新兴的致力于对科学特定的分支学
科进行专门研究的组织。谈到“在其中进行科学实践的社会机构中的那些变化”时，他
认为，也许可以把它们称之为“第二次科学革命”。对他来讲，这场革命可称作是典型
的科学工作者所具特征方面的根本性改变。门德尔松指出，在17－18世纪，科学家们大
都是业余爱好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依靠科学实践来谋生，他们或者是一些富有的无
需为生计操劳的人，或者是在一些完全不同的行业（如医疗、商业贸易、船舶建造等等）
中谋生的人。到了19世纪，科学家们逐渐开始从中层甚至中下层的社会中产生，因而，
“在科学本身的实践过程中，19世纪的科学家们不得不为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活动寻求支
持。”这种变化中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科学共同体要“考虑其成员的职业需要”，
结果，“在寻找对科学家的认可和支持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历史学家斯蒂芬·布拉什（1982）也对两次科学革命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500-1800年之间，它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拉瓦锡等人研
究工作的产物；”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800-1950年之间，它是“由道尔顿、达尔文、爱因
斯坦、玻尔、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许多人引起的。”他断言，“我们的文明世界只遇到过
两次全面的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革命。”我认为，布拉什所说的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人
们业已指出的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各种革命中持续时间的长度居第二位的革命；它恰好是
历时最长的此类革命的一半，最长的革命，即鲁帕特·霍尔首先指出的那场从1500年到
1800年绵延了300年的事件。就像他能洞察到哥白尼赞同地压体系和爱因斯坦赞同狭义相
对论有着相似的理由一样，布拉什把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与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相
比较也给人带来了烦恼。不过，考虑这些问题以及布拉什对未来可能的第三次科学革命
的总结性评论，也许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把1500到1800年间的
事情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说它们构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一的科学革命，似乎太过分
了。
恩里克·贝龙写过一部有关“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研究”的书，该书的总标题为《论
著中的世界》（意大利文版1976；英译版1980）。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贝龙所构想的第
二次科学革命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这场革命起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几十年间
的某一时期。“逐渐认识到彻底改变机械论式的世界观的必要性，”是这场革命的一个
组成部分。他发现，“要推翻科学上的这种世界观，其前提”就是要对“各种自然现象”
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这使得人们对“那种把宇宙理解为无始无终的宇宙钟的信念”
产生了怀疑。从“这场革命”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依据这种世界观来看，事物
不再是按照循环的模式重复出现的，而且也不再受一成不变的规则支配了。”相比之下，
这种新的世界是“受一种进化的过程制约的，这种进化过程对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形式
都会产生影响。”为阐述这种新思想所揭示出的“机械论传统中的”那些问题和矛盾，
人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些努力“以及它们引起的对科学解释的思考”，就是
“这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基础。
这场革命始于“热力学、辐射理论、电磁场理论以及统计力学等新的理论的出现。”
贝龙发现，所有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提出了物质结构和物理学
定律的真正意义的问题，”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伽利略-牛顿传统。尽管这基本上是
一场物理学革命，包括“对力学基础的全面反思，”但19世纪的历史表明，这种“物理
学领域中的新的世界观”已经“对其他科学，如生物学、化学和几何学’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贝龙说，他的“意图”就是“要证明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革命性，”尽管他坚持认
为，这“并非必然会贬低人们通常所说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具有的创新性。”他甚至
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物理学”应当被看作是“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最初十年的那
场革命中最棘手的问题的产物。”贝龙得出结论说，“这场第二次科学革命今天仍然在
进行着。”
在对贝龙此书的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中，’和斯蒂芬·布拉什一开始就对“这场
‘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定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第二次科学革命就是“把量子
力学和相对论看作是物理学的基础，并用它们取代牛顿物理学的那些历史事件。”大部
分科学家和科学史家认为，这些事件是从1887年开始到1927年为止这段时期内的一段时
间中发生的（但未必都称它们是一场“第二次科学革命”，甚至未必称它们是一场连续
的“科学革命”）——在1887年和1927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和海森伯的测不准原
理先后发表了。布拉什在描述中把贝龙的解释与更为常见的分析进行了对比。通常，人
们着重考虑的是“机械论的或决定论的世界观的失败，以及令人惊讶的实验结果的激增，
这些结果迫使人们放弃古典的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概念。”然而，正如布拉什指出
的那样，贝龙论证说，“第二次科学革命实际上早在19世纪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这
场革命“并非是机械论的衰落或某一组专门实验导致的结果，而是作为科学问题和客观
知识本源的数学理论的出现所孕育的产物。”
库恩和贝龙是依据数学与物理学的关系来认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显然他们所说的
并非是同一场革命），他们丝毫未提具有革命性的机构变化。哈恩则强调指出，机构变
化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门德尔松也强调了第二次科学革命所具有的机构
特征或社会学特征。卡尼主要关心的是物理学中的变化，但他注意到，在19世纪，不同
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科学传统，而政府对科学的支持也是因国而异的。只有伊恩·哈金在
认识上实现了卓越而大胆的飞跃，他指出了观念上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与机构上的第二次
科学革命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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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哥白尼革命
每当史学家们著书立说论述科学中那些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时，首先跃入他们心头的
便是宇宙中心问题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一改那种把地球看作是宇宙的静止不动的
中心的观点，而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变革，亦即众所周知的哥白尼革命，常常
被描述为我们参考系的一次全面的变更，它在许多层次都引起了反响。宇宙学上的这一
转变被看作是富有革命性的转变；所以，哥白尼就是一位“反叛的宇宙设计师”，他导
致了一场“宇宙概念结构中的革命”（爱德华·罗森1971，pref．）。托马斯·库恩
（1957）看来，作为一场“思想中的革命、一场人类宇宙观及人类自身与宇宙的关系的
观念等的转变”，哥白尼革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尽管用的是“单数”名词）。据
说，这一“西方思想发展中划时代的转折点”需要从不同意义的层次上来考虑，这是因
为，首先，它是一次“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其次，它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
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它最后以“一个半世纪以后”“牛顿的宇宙概念”这一“出乎
意料的副产品”的产生而告结束）；再次，它是“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pp．
vii，1，2）。所以，按照库恩的观点，人们所说的哥白尼革命并非仅仅是科学中的一场
革命，它是人的思想发展和价值体系中的一场革命。然而其他人［例如，克龙比（1969，
2：176—177）〕却仅仅认为，“哥白尼革命只不过把天体看上去的周日运动归因于地球
围绕其轴线的那种自转，把它们的周年运动归因于地球围绕太阳的那种公转。”
从对科学革命概念的批判性分析的角度讲，哥白尼革命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当
时，哥白尼的著作和学说并未在已被人们所承认的天文学理论的基本体系中造成任何直
接的根本性的变化，它只是对实验天文学家的实践活动有些轻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