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叔公有个女儿，嫁到了南乡舒洪镇东面二十里双溪口村的洪姓人家，丈夫是个老老实实的种田人，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男耕女织，日子过得倒还安定。我们全家从上海内迁缙云城内以后，我这个姑妈也曾经带着女儿进城来到我家走动。我这个表姐比我整大十岁，却只读过两年书，就因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而辍学了，还没有我的“文化水平”高呢。我表姐名叫桃花，真是人如其名，一张粉脸长得有如桃花一样鲜艳娇嫩，伸出手来，也像莲藕一样白白胖胖的，尽管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服，也没戴什么头面首饰，看上去还是很惹人喜爱。我见她的那年，她才虚岁一十七岁，当地人崇尚早婚，早在两年前就经人撮合，许配给邻村洪坑桥地方的青年农民潘振华为妻，只等我表姐满十八岁，就要过门成亲了。
我姑妈登门，一者是为走亲戚：我们全家定居上海多年，她也多年没与我们见面了；而主要的原因，还是来与我父母商量：她的儿子，时年一十九岁，虽然国家有独子不服兵役的规定，但是农村中的乡保长办事可不全按规定，他们村子里，就有两个独子被抽了壮丁。我父亲在北伐军中当过团党代表，又是上海法院在任法官因战事暂时回乡来当律师的，在当地也算是个“著名士绅”。我姑妈的意思，是要我父亲给他们乡的乡长写封信，以免他日抽壮丁的时候抽到她儿子的头上。我父亲呢，是个积极抗日的开明士绅，这样的信他不肯写。再一问，她儿子只读了四年村小，就动员我姑妈让她把儿子送到城里来上中心小学，这样，按国家规定：学生可以缓役，绝不会被抽壮丁，文化知识也可以得到提高，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至于学费，我父亲答应适当资助。我姑妈自己没主见，当然一切都听我父亲的。于是通过我父亲的帮助，我表哥一十九岁了，比我高出一尺多的大个子，却成了我的同学，也穿起童子军服装来。
我表哥与我不同，我家在县城，是走读生。他家在乡下，我家只有租来的两间房子，没法容纳他，所以他只能住校。当时的住校生大都来自农村，交得起学费却交不起伙食费，所以有相当多一部分学生自己做饭吃：在宿舍的一角放一个小炭炉，用一个小铜罐焖饭，做一次吃三顿，菜是从家里带来的霉干菜、豆腐渣之类，可以不用做。每逢节日，我母亲总让我叫他到家里来过节，平时也常常给他送点儿时新的菜去。我的表姐洪桃花，也常常进城来，给哥哥送米或送菜。
就因为哥哥上学，桃花的婚期推后了一年。我九岁那年，我表哥终于小学毕业，回家去了。因为家里穷，无力再上初中。
我表哥一回家，潘家就托媒人来催办婚事。双方商定，当年秋收之后，就给我表姐完婚。为此事我姑妈特地进城来一趟，通知我母亲，要我们全家都到她家去喝喜酒。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了抗日前线，家里只有母亲、小姐姐和我三个人。于是我天天盼着快到秋天，好到我从来没去过的双溪口观光观光，看看热闹。
那一年气候反常，一连旱了三十多天没下雨，加上时疾流行，暑泻、疟疾，交相为害，乡民们苦不堪言。潘振华白天黑夜地车水浇田，饥寒劳累，喝多了生水，加上夜间又受了点儿凉，不幸染上了痢疾，久泻不止。当时农村中缺医少药，农民患病，大多是找偏方吃草药，再不然就是去拜佛许愿，求神佛保佑。潘振华吃了几服草药，总也不见痊愈。
洪桃花听说未婚夫患病卧床，忧心如焚。当时风俗：没过门儿的媳妇儿，是不作兴登门探病的。桃花无奈，只能在家里烧一炷香，恳请神佛保佑夫君早日康复。只是消息传来，潘振华的病不但不见有起色，反倒日见其重，瘦得都脱了人形儿了。桃花心想一定是自己拜佛不够诚心，许的愿也不够大的缘故。正好同村的树才大嫂也因为丈夫得病要到城隍庙去烧香，于是桃花就和父母商量好，决定跟树才大嫂一同进城上城隍山烧香许愿。
炎天盛夏，暑气蒸腾，桃花和树才嫂虽然天一亮就离开了村子，可是一人手提着一只遮着新毛巾、装满了香烛供品的细篾红漆竹篮子，刚走出五里路，就已经汗津津的了。走到舒洪，太阳已经老高，汗水把两人的阴丹土林蓝布上衣的肩头全打湿了。过了舒洪，太阳越来越高，晒得人们几乎流油。当时当地人的说法，拜佛烧香是不能坐轿也不能打伞的，桃花和树才嫂两个为了表示自己礼佛的心诚，也没敢带阳伞，只是在确实到这里，抬起眼皮儿来向座上的神像瞟了一眼。啊！ 只见城隍老爷一手拈着长须，一手摇着白纸扇，正斜着眼睛，对她嘻嘻而笑呢！
桃花吃了一惊，身子一哆嗦，手一松，一把点燃了的清香竟撒了一地──烧香拜佛，把香烛撒了，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桃花更加惊慌了，忙不迭地俯身把香一根一根地捡了起来。树才嫂一边数落着她，一边帮她把香拾起来插进香炉，然后取出纸钱银锭，嘱桃花把供品收进提篮里，她自己转身到化纸炉前面烧化纸钱去了。
桃花神思恍惚地正往提篮里装供品，忽然听见一个嘶哑的嗓子在身后嚷着说：
“诸位香客，陈司令降香来了，大家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这个陈司令，姓陈名平，祖籍浙江，寄居上海，黄浦第三期毕业后，也当过几年军官，只因他无志于参加国内混战，升官无门，干脆借个名目请了长假，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