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一切官家、商家的财物后，东王杨秀清又对武昌全城百姓进行了统编。青壮年编入太平军，老人、儿童、女性编入后勤队。
顺江东下时，洪秀全乘龙舟，列巨炮，树黄旗，上张三十六灯，舳舻相接，数十里不绝。及攻下金陵，洪秀全在十万人簇拥下、坐十六抬大轿入城。全城实行“圣库制”（公有制），天下之财，尽为我有，何其尊荣？不久，“天王府”建成，周遭十多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固若金汤，金殿饰以黄金，后宫绘以五彩，堆金积玉，美女如云，其奢靡工巧，远逾北京的紫禁城。据《江南春梦庵随笔》载，洪秀全的王后娘娘下有爱娘、嬉娘、妙娘、姣女等十六个名位级别，共二百零八人；在二十四位王妃下，有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级别，共有九百六十人。这有夫妻名分者，达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外加王宫内女宫一千二百人，专供洪秀全享受的女性已有二千三百多人！·輥·輲·訛 天王之乐，何减桀纣？有人指上书为“伪书”，但在这方面，夸大不多。金陵破，洪秀全子洪天贵福外逃被俘，交代其父有八十八个“母后”，当不谬也。这个小太子在九岁时已娶妻四人。“东王”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享受上处处向“天王”靠拢。“天王”出宫，乘六十四抬大轿，他则要乘四十八抬大轿；“天王”的“娘娘”多，他也要选美纳妃，累计册封六十名以上；“天王”出行仪仗宏大，他的出行仪仗，一字长蛇阵，多达数千人。“天王”后宫厮役过千人，他要一千七百人！
面对洪、杨之流的超级堕落，谁还能再用“小节无害”为其辩护？
比之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的巨大创痛，洪秀全与杨秀清们的享乐，是一种背叛。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领袖的背叛”，被他们发展到了极致。背叛了追随者，背叛了他们的革命；当他们彻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时，他们个人的“革命”随即宣布成功。还有比这再大的讽刺吗？还有比这再大的真实吗？套用《红楼梦》“好了歌”形式，我们可以对洪秀全们的革命作如下咏叹：“世人都说‘天国’好，只有‘享受’忘不了。千人万人搭天梯，谁见一人上凌霄？”
或许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国”，洪秀全们才抓紧安排自己尘世的享受。
领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领袖的庸众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两训这批神学教材的熏陶下，太平军战士意志里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军”比“八旗兵”、“绿营兵”更具战斗狂热。
“神性”也罢，“狂热”也罢，都属于意识形态，看不见，抓不着，洪秀全们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识形态的灌输外，太平天国领袖的治军之道还强调“置之死地”这一招。至于能否“后生”，那要看兵士们的福分造化。
毁家相从，断绝后路，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时的“团营”成员，都是先放火烧了自家房舍，卖了田产，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会”的。无恒产，无恒业，哪里还会有恒心？有的，只是奴才心、流氓心、侥幸心。
留满发，变“长毛”，以示区别，这是第二招。独特的体貌特征，让“太平军”战士与清朝的百姓势如冰火，即使士兵开了小差，也逃无可逃。
严军纪，滥诛杀，以苛治兵，这是第三招。太平军军纪极严，“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 兵士如奴隶，人人自危，只有服从与卖命。再如排单行行军，有出行者即杀。
关键时刻，施以小惠，这是第四招。极端放纵的例子是允许屠城，允许强掠，允许逼良为妻。全州屠城，见于前文；武昌陷，太平军亦屠城三日，杀军民逾十万人。 天国中期，“天京”被围，杨秀清为了激励斗志，便强令“天京”15至50岁的女性嫁给太平军战士为妻，有不从者即杀。单是为抗拒这种变相奸淫而自杀的“天京”妇女即在万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结果是纵杀纵淫，这“革命”如何赞美？
总之，太平天国的领袖仿效田单驱火牛入阵的战法，仿效项羽破釜沉舟的战术，将太平军战士视若会说话的战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军战士真的为他们创造了势如破竹的战争神话，神话只哄骗幼稚者。本节，仅就太平军战士的前期牺牲作些提示，而在后期，“神话”破灭，“权威”消失，太平军土崩瓦解。西进，北伐，全部送死，守卫天京，一律丧命，这又与洪天王的“太平”许诺背道而驰。
太平军“造反”，清军“镇压”，各自立场不同，所以对战争的定性亦不相同。“正义度”的评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兴亡”为基本参照，相信还有商讨的余地。历史事变既不能保证每一个“造反者”都将“造反”兑换成个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证每一个“镇压者”都靠“镇压”实现权力及权力体系的永久安定。这正像矛与盾，不能两立，不能两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经过“造反”与“镇压”的一轮较量，灭者自灭，衰者自衰，何止是两败俱伤呢！这呼应了那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的诱惑，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矛盾、构建社会平等上的简单化与非理性。一场内乱，绞杀了强梁，成全了英杰，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则被割草机碾压一遍。如果进入时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当一名天国战士或天京臣民，腥风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重蹈迷误。
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疆场立功，本是武将的事，济难救国，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们推崇“书生”与“民兵”，且提高到为国立功的极限，确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实的。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为洪秀全们遗憾。他们设想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全力北伐，便极有可能一扫淮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将满族统治者赶出长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国”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这六朝香粉之地便扑倒身子开始享受，坐失战机，导致失败。
“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