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愤不平在群臣看来并非自己嫉妒，而是非科举不足以称“士”：抡锤打铁怎么能与读圣贤书并称呢？
据他们所知，东垣王洪常洁已经在隔壁的华夏科学院成为副祭酒，主掌数学系，且要给东垣王制一部天文望远镜，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虚空中的星辰，将来就架在隔壁科学院中的天文台之上。如今被封为装备部尚书的毕懋康也是副祭酒，掌军事科学院，平时主要出没于西苑，与一帮工匠研究军械和炼钢。没在京城的徐光启、王徵、孙元化、宋应星四人也被遥遥授予了科学院副祭酒职位。而这些人之上的祭酒就是皇帝，皇帝用自己的行为充分体现着对格物科学的重视——将这些格物人才置于自己直接领导之下。
这也罢了，洪常洁毕竟是皇亲贵胄，其他人也都是读圣贤书科举的，连宋应星都是。
但来自民间的吴有性，一介郎中，皇帝居然为之成立了华夏医学院，令其为祭酒，每天上午进行着格物科学的教学，下午则领着一帮小郎中在进行各种所谓研究和试验。
他们还听说皇帝利用千里镜的原理给吴有性制出了一部显微镜，据说能见肉眼所不能见之极细微之物，据说是天下独一。
简直是岂有此理。
就算再退一步，其他几人不必说，就说吴有性、宋应星，孙元化三人，他们都不是进士：但宋应星至少也是万历四十三年的举人，孙元化也是举人。
再退两步：吴有性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医者，但也至少能写医书，勉强也算是学问人，大伙勉强再勉强，也可以忍了。
可眼前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抡锤“匠”居然也要为“官”入“士”，要授予勋位，实在是岂有此理。这才是他们最关心、最难以容忍的，他们可都是最少十年寒窗苦、头悬梁、锥刺股考出来的，说是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而这天下有多少工匠？将来又有多少要为“官”入“士”、与自己等苦读之人为伍？
赏银赐宅也就罢了，看到皇帝给这些以往都不会正眼瞧一下的工匠授勋，群臣中绝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甚至愤愤不平的面色显露无疑，哪怕皇帝就在跟前：
“匠士”？这些目不识丁的粗坯也配称为“士”么？赏银子、赏田宅也就罢了，居然授予位同官身的勋位！他们大字不识一箩筐，能治理什么政事？怎么做官？只凭奇技淫巧就享受俸禄，让咱们这些十年寒窗苦的人情何以堪？他们有什么值得特意寻访的？他们是卧龙凤雏吗？简直是斯文扫地，简直是天大的不公。
百官现在也知道了，吴有性、宋应星都是被皇帝特意嘱咐内操军寻访回来的，内操军临出京前，魏忠贤接到手里的纸条上就是他们的名字。
他们方才站在院中向隔壁的华夏科学院看去，已经看到那四面皆有台阶、越向上越小的方锥形高台——天文台，给东垣王制的天文望远镜将来就要放在那上面，居然高足十二丈，他们在这新工坊区就能看到。
天文台最上面有一个石砌方屋，房屋顶上有一个圆顶木屋，皇帝说那石砌方屋墙上开的许多缝隙对应着夏至、冬至等节气的第一缕阳光或某一颗星辰的位置，圆顶木屋则可以用杠杆齿轮机械之力旋转，将来屋中的天文望远镜就可以透过屋顶的一条缝隙追踪星辰。据皇帝说，还要在西山高处再建一座更大的天文台。
看着眼前的工匠，想想方才在院中看到的雄伟的天文台，武臣还没什么，所有从科举中杀出来的文官皆愈发愤愤：钱粮如此紧张，皇帝却将钱粮花费在这上面，魏忠贤那奸宦，也不知从晋商那里搜刮来多少钱财。如今这些学院并未完全修筑完成，也不知道后续还要花费都少钱粮。皇帝一直不肯将晋商那些国蠹的赃款入太仓，恐怕有一部分就是为了这些吧？
“圣上，国朝官员历来非科举不可得，科举非十年寒窗不可得，如今以工匠之身即可封官授勋，实有滥赏名爵之嫌，恐败坏朝廷取士制度。且封官越多，俸禄银粮支出便越多，百姓便越苦。现国库空虚，圣上此举，于国有害无益，还请三思。”群臣隐隐的纷纷之中，户部尚书郭允厚出列进言。
“爱卿言之有理，国家名爵确实不应滥赏，俸禄银粮也终究是压在百姓头上，不过今日之封赏，爱卿稍后便知，受赏之人实为有大功于国家。”王战并不急于用言语反驳，反正一会他们就能看到成果。倒是郭允厚说到俸禄银粮支出，让王战心中一动。
“刘若愚，你替朕想着，稍后派人持朕圣旨，到冀、鲁、山、陕四省去雇三百人来，要种田的好手，十月中旬来给朕收金薯。愿意来给朕收金薯的，先赏三十两银子，收完金薯之后，再赏七十两银子，来回皆由驿站接送。记住，要分别从至少十个县雇佣，最好是比较贫穷的县。”王战怕自己忘掉，想到便立刻安排出来。
如今西苑生产的四轮马车已经配备到了许多驿站，尤其是这北方四省。王战需要要让驿递系统尽快的盈利，能够养活自己，如此便消除了一个吞金大户、消除了一部分不安定因素，一旦盈利之后开始纳税，还可以成为一个纳税的商业榜样。而配备四轮马车是帮助驿递盈利的一部分，客观上，修路也是。
“是，奴婢记下了。”刘若愚自然是不会多问为什么，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群臣见正说着国家名爵不应滥赏，皇帝却忽然要雇人来收什么金薯，不少人都是暗皱眉头：皇帝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前几日还要革鼎体制、大力健全加强监察，怎么这就忽然想起什么金薯？还花费百两银子的高价从四省雇人收地？百两银子足够中等农户三年多的收成了，还生怕知道的人少，从四省雇人，这可真是一涉及玩乐与口腹就露出骄矜夸耀、肆意妄为之态!
“圣上！圣上此——”
“圣上，臣观圣上将百家诸子都列入华夏先贤志，却为何将毕昇、蔡伦之流也列入？如今又将位同官职的勋位授予工匠，不要说圣贤书，这些工匠恐怕识字都不多，如此，置朝廷科举取士的制度于何地？”问的是华夏先贤志和给工匠授勋，问话的是神情肃然方正的黄道周，而黄道周就像没有听到金薯和百两银子雇佣一个农夫来收金薯的事，打断了就要抢步上前的御史的进言。
黄道周精通儒学、书法、绘画、天文数算，与刘宗周一起被并称为“二周”，今年四十二岁，正是刚直未曾稍去、学识开始圆融的好年岁。他是接到袁可立的信从福建莆田星夜赶来京城的，只比袁可立晚了不到二十天，可见赶路之急，绝对是星夜兼程。到了之后他没有先求见皇帝，而是被袁可立引见到了孙承宗那里，一样的连续几天的彻夜长谈，一样的仔细研读邸报和《华夏先贤志》、《华夏英雄谱》，然后才被孙承宗引见给皇帝。
皇帝面前，黄道周浓眉大眼，浓须如戟，颇有些像孙承宗。只是身材没有孙承宗那么高，仅是中等身材，面相上棱角也更分明，不像孙承宗那么厚重，与其为人刚烈的性情倒是相配。
王战是知道史书中的黄道周的。彼世史书之上，南明隆武年间，黄道周募兵抗击后金，兵败被俘，当时已经在关外松山之战中兵败投降的洪承畴来劝降，黄道周当场写下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联中暗藏史可法与洪承畴的名字，令洪承畴羞愧难当。
既不肯降，满清当然不会容他活下去。
临刑前，在东华门刑场上，黄道周以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从容就义。死后，收拾后事之人在他的衣襟内发现七个大字“大明孤臣黄道周”。
他门下四名弟子同日被杀，时人称之为“黄门四君子”。
眼前看来，黄道周刚直未改，刚烈依旧。
王战自然也明白黄道周为何会如此。毕竟，将所谓“奇技淫巧”之人都列入先贤志，又给这些没读过圣贤书、大字都不识一箩筐的工匠授勋，此时的儒家官员无一例外都会不舒服——他们可是悬梁刺股、寒窗苦读，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才从千军万马中考出来，如今却有人凭着奇技淫巧轻轻松松的就得了勋位，而且皇帝还明言其相当于几品官，有等同于官员的俸禄，这怎能不令他们万分愤懑？
尤其这奇技淫巧之人当中还有阉人。
再者，表面上看到的是位列青史、得授官位勋位的荣耀，实际上代表着朝廷认可的道统有了一些变化或至少有了一些扩充，而这是儒门必争之事，也是任何入世的学派乃至于宗教所必争之事。唯有意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意图逍遥于天地间的出世修行者不在此列。
因此，黄道周这一问，并未纠结什么金薯与高价雇佣一些农夫——这些在他看来当然荒唐，但是与儒门道统比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这一问，实际是问出了所有儒门弟子最关心的一问。
随着黄道周的问题，群臣近乎屏息静气的将注意力又集中到皇帝身上，等着皇帝的回答，秦世文等御史也压下了胸中的情绪，长吁一口气。